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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罪细菌战]荼毒:细菌攻击中国
http://www.cso365.com  2006-5-5 17:42:14   南方周末 南香红  

     南方网讯 中国180名细菌战受害原告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7月19日,这场历时八载的跨国诉讼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8年诉讼路漫漫,经过将近40次庭审,一审、二审两次判决,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反人类细菌战的罪行被渐渐揭穿,而中国民间清算血债的正义行为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


   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原告和律师团在东京法院前示威,表示不服判决,并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新华社记者何德功摄



  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原告和律师团在宣判后前往法庭举行示威,表示不服判决,并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新华社记者何德功摄 

  追寻历史的真相


  直到1992年,王选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战,那一年她40岁。当年她的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有405人死于日军细菌战,她的家族就有8人。而就是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性,后来成为向日本政府讨还血债的带头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的极力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真相很少有人知道。1988年,日本中学教师森正孝在中国调查时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疑点。森正孝在浙江省的义乌、金华、宁波等地调查拍摄了电视专题片,披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后来,森正孝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1993年,日本的研究人员从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偶然找到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日志,井本日志中有多处细菌战的记述,其中清楚记载着当时日军对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景。铁一样的证据被发现,当年日本军队令人发指的细菌战逐渐浮出水面。


  1994年8月,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位村民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了1万多名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时在日本的王选看到家乡索赔的消息后,她毅然放弃工作,找到森正孝,以翻译的身份加入了他的调查团,在浙江展开调查。


  两年后,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带领“细菌战调查团”来到湖南常德调查受害情况,并提出愿意帮助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常德市外事办陈玉芳接待了他们,“日本人来调查,要替我们打官司,作为中国人当然更要积极主动。”就这样,与王选有着类似性格的陈玉芳成了常德受害者诉讼的负责人。


  在常德,一些受害者家属和志愿者自发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4年调查中,10多名志愿者走访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子,整理出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将7000多名死亡者登记在册。浙江、湖南的志愿者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终于穿透历史尘埃,血淋淋地暴露出来。


  日本法院首次承认细菌战


  2002年8月27日,对作为原告的中国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经过数十次庭审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首次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并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受害申诉,承认日本政府对此有国家责任,但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这一天,世界各大媒体集聚东京地方法院门口,迅速将判决消息公之于众。中国民间通过法律途径清算日军血债的行动,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事情可以追溯到1997年8月。经过大量调查后,在日本律师土屋公献为团长的律师团代理下,中国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正式将日本政府起诉至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次年2月,受理此案的东京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由此拉开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清算血债的序幕。1999年12月,又有72名原告加入诉讼队伍。中国原告向法庭递交了大量历史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等,一些受害者在法庭上痛述自己悲惨经历,控诉日军罪行。


  一审判决对原告来说,虽然败诉,但日本法庭首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了细菌战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原告代表团团长王选说:“虽然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死亡工厂’的盖子已经被掀开。”王选认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认定,这应该是诉讼胜利的一部分,这说明日本没有赖账,既然双方共同都认为有这样一回事,为最终解决问题打好了基础。


  担任这场诉讼辩护的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表示,虽然一审的结果是败诉,但这次诉讼已经达到一定目的。第一,由于各种原因,细菌战长期不为人所知,这次诉讼将受害者的声音直接传到日本法庭;第二,庭审中,井本雄男日志和其它客观资料已得到日本一些细菌学家、医学家等前后11位专家认定,以及31位受害者直面法官的陈述,有力地揭露了细菌战罪行,指出实施细菌战的行为是完全违反国际法。


  期待正义的判决


  既然认定事实,为什么还判原告败诉呢?一个戏剧性的判决结果昭示着这场跨国诉讼还远未结束。一审判决后的第三天,中国原告团当即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5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一审败诉以来,中国原告和律师力争二审胜诉的脚步就不曾停歇。日本辩护律师多次来到中国浙江和湖南常德两地,与原告反复商讨二审的相关法律事宜,并广泛探寻如何将相关的国际判例及法律依据为我所用。中国原告团倡议或组织了一些关于细菌战罪行的学术研讨会、细菌战调查讨论会等活动,邀请国际学界专家进行讨论,以进一步充实二审证据。


  7月19日,中国80多名原告、律师、学者等前往日本东京等候二审判决。此前,王选来到老家崇山村,向这里的原告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败诉了,我们还告不告?这群七、八十岁受害老人们坚定地说:“告!”王选大声地说:“我们坚持到今天,是要日本政府谢罪、道歉,不是为了赔几个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日友好,是为了日本不再犯这样的错误。就算败诉了,我们也要去联合国去申诉。”


  中国原告团新闻发言人何必会二审判决前向记者表示,如果这次还是败诉,他们将继续上诉。“不管二审胜败与否,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种胜利。我们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历史真相,让日本政府承认这个事实,然后道歉赔偿。”何必会说。(新华网 记者丁文杰、敬秋晴、谭进)


  [自欺欺人的判决]

 
  对于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7月19日做出了二审判决———维持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8月的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要求。法庭在宣判时认定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实行细菌战的事实,但是以“国家无答责”、“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回避了原告团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要求。这完全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判决。 

    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陈旧法理,含义是“国家并不需要对因国家行为引起的对个人的伤害及造成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战后这一法理已被废弃。现在日本法院援引已经失效的法理,推卸日本应承担的国家责任,是历史的倒退。况且,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是指日本国家对日本国民的一种义务和责任关系,而现时对日索赔的原告并非日本国民,因此也就不能成为日本国家推卸责任的理由。根据国际公认的法则,日本侵华战争是战争行为,一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必须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该责任既包括侵犯他国主权等严重国际罪行的责任,也包括损害外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一般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 

    所谓“超过诉讼时效”,是依据日本现行《民法》第724条的内容,即“对于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受害赔偿的请求权,自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损害或加害人时起,三年间不行使时,因时效而消灭。自侵权行为时起,经过20年时,亦同。”但对此,日本法律还规定了“除外条件”,即“如不可抗力因素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而联合国大会1968年11月26日通过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更是明确规定: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规约和保护战争受害者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争罪,对无论发生于战时或平时的危害人类罪,以及由于武装攻击或此种情势迫使迁离及因种族隔离和灭绝种族政策造成的不人道行为,一律不适用法定时效。凡以正犯或从犯身份犯有上述各罪的国家当局代表及私人,不论其犯罪日期,均须承担责任,可以永远追究其责任。即不存在所谓法律时效问题,不论事隔多久,都可起诉。显而易见,以“超过诉讼时效”作为判决理由,是根本违背上述法律原则的。 

    谁制造了灾难,谁就必须承担责任,此乃国际社会中天经地义的准则。二战期间中国民众所受到的迫害,源于当时日本国家制定政策,以及日军实施的反人道罪行。作为负责任的政府,理所当然负有设立对受害者进行合理救济的机构或进行立法的义务。而战争遗留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和反省不足。尽管日军侵华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精神和肉体上的创伤至今仍未彻底平复。正视过去战争遗留的种种问题,探讨解决遗留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乃是中日两大民族争取和解、创造繁荣未来的必要前提。日本司法机构的一误再误,显然只会对此产生负面作用。(人民日报 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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